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是由依法獲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的非公立醫療機構、相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等有關組織和個人自愿結成的全國性、行業性、非營利性社會組織。更多>>
專訪蔡江南：社會辦醫如何走出困局
訪談嘉賓：蔡江南（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醫療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記者：最近，醫患關系成為輿論關注焦點。矛盾癥結再一次指向長期存在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日前，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規定大力支持社會資本，加快形成多元辦醫格局。與2009年的新醫改方案相比，《意見》新在哪里？
蔡江南：“新”，表現在目標和手段兩方面。2009年新醫改方案的主要目標，是要解決人民群眾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問題。所以要建立覆蓋全體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建立社區醫療服務設施，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使老百姓有地方看病、看得起病。根據這一目標，在手段上強調政府主導，調動社會力量共同參與。而《意見》的目標，是要建立覆蓋全生命周期、內涵豐富、結構合理的健康服務體系，不僅包括醫療，還包括健康管理、健康養老等等，范圍更寬廣，層次更豐富。在實現手段上，轉而強調政府引導、市場驅動，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通過制度建設，制定規劃、政策及監管等來引導，而發展的主體是社會和市場。
記者：“社會辦醫”在現實中已有嘗試，但是仍然面臨一些瓶頸問題，比如它所需要的醫療資源、尤其是好醫生從哪里來？
蔡江南：《意見》明確，要建立人才流動機制，深化公立醫院人事制度改革。但在目前，醫院和醫生通過人事編制捆綁在一起。醫生是單位人，不是社會人、自由人，不但人才流動障礙重重，連多點執業都舉步維艱。
醫生尤其是名醫，是醫療領域最稀缺的資源，是醫院的核心競爭力。社會辦醫的最大障礙就是缺少人才，吸引不到好醫生。要促進人才流動，首先就要改革公立醫院的人事制度，打破把執業條件、職業發展機會、福利待遇和人事編制捆綁在一起的格局。
在美國，只有20％的醫生是醫院雇員，80％的醫生則像律師一樣自由執業。他們開辦診所，通過雙向選擇跟醫院簽約，可以向醫院推薦病人、使用醫院的設備，實現在多家醫院多點執業。墨西哥則從時間上切割，醫生一部分時間必須在醫院執業，另一部分時間可以在自己的診所執業。這些模式不一定適合我們，但是可供借鑒。國內一些公立醫院也在探索更符合國情的做法，比如上海某三甲醫院的人才雙向流動機制。一方面，他們允許本院醫生去民營醫院兼職，這樣醫生既能提高收入，又可以保留公立醫院的一些待遇，人才流失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他們也歡迎民營醫院醫生到本醫院兼職。這些醫生的業務不一定很突出，但他們對病人的服務理念、服務態度優于公立醫院醫生，能夠提高公立醫院的服務質量。
記者：“社會辦醫”還面臨一個與公立醫院競爭的問題?！兑庖姟返某雠_，對于公立醫院改革的思路將帶來哪些影響？
蔡江南：目前，我國公立醫院占醫院總數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床位總數的90％左右，再考慮綜合實力，公立醫院無疑占有絕對優勢。對此，“十二五”規劃提出，到2015年底，民營醫院床位數要占總床位數的20％，同時業務量也相應要增加到20％。
目前公立醫院改革面臨一些問題。首先是公立醫院的收入構成方面，90％的收入來自病人和醫保，只有10％的收入來自政府經費。國外公立醫院比較通行的模式，是其收入的一半來自政府撥款，依靠政府的支持，向病人提供免費或者低價的醫療服務。但如果要如此大幅度增加財政投入，顯然超出了我國財政的承擔能力。
其次，直接管理數量龐大的公立醫院，耗費了監管部門的主要精力，甚至有點力不從心。監管部門通過行政手段管理公立醫院，干預公立醫院的一些微觀事務，往往難以收到提高醫院運行效率、滿足更多病人就醫需求的效果，甚至還會造成一些不良后果。例如，對公立醫院編制的控制，一方面造成醫務人員尤其是護士緊缺，另一方面又使大量醫學院畢業生無法進入醫療服務行業。目前我國每年醫學院畢業生增加人數，與醫務人員增加人數的比例高達7：1，其背后原因應該重視。再如，通過行政定價壓低醫療服務價格，與“以藥養醫”現象的出現也有很大關系。
記者：監管部門這種既管醫院又辦醫院的現狀造成了一些問題，在“多元辦醫”的格局下，是否意味著監管部門的職能也要實現轉型？
蔡江南：監管部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要轉型為只當裁判員，不當運動員。即使對于公立醫院，也應從行政手段的直接管理，轉為結果管理。即不直接插手醫院的具體事務，而是通過簽訂合同，比如規定公益性醫療服務總量、醫療質量標準、醫療費用控制等，來約束醫院。
監管部門在醫療行業的主要職能，首先是提供公共產品，主要是向公眾提供醫療質量信息、醫療費用信息等。此外，在市場準入適當放開的同時，監管部門的監管職能要大大加強，不能讓民營醫院成為非法醫院的代名詞。
為此，要特別強調，提供醫療信息是監管部門的重要職能。醫療質量信息，包括醫院質量、醫生質量如何，是醫療衛生行業的關鍵性資源。在普通商品市場上，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是解決信息問題的有效途徑，但在醫療過程中，價格卻難以解決供求雙方的信息問題。因為醫療供給方擁有充分信息，在定價上更有控制力。既然價格不能解決醫療質量信息問題，那么靠什么？一靠醫院和醫生長期形成的聲譽品牌，二靠政府收集發布。醫療質量信息是公共產品，除了政府，誰都沒有動力花費巨大的人力財力去生產出來，然后免費提供給大家。但在目前，醫療質量信息工作恰恰是監管部門最薄弱的環節之一，所以醫療質量信息的收集、發布和使用，將是未來監管部門的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