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重視調查研究，歷來注重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自覺向群眾學習、向實踐學習，從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中獲得正確認識，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
1956年1月11日，毛澤東同志視察國營南京無線電廠
在長沙第一師范讀書時，他對《民立報》的一則報道很感興趣。報道講述兩名學生周游全中國的消息，最遠到了西藏。之后，他和蕭瑜一道，特意周游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縣。此行約1000里，一路上靠為當地士紳書寫對聯維持食宿之需，持續約6周。可以說，這是青年毛澤東第一次自覺發起的田野調查之行。1918年春，毛澤東又與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游歷半個多月，了解經濟社會情況。學生時代的田野之行，成為毛澤東后來主張和力行調查研究的萌芽，讓他對家鄉和中國社會有了更深的了解。1921年到1923年，毛澤東來到安源考察工人運動。他和礦工同吃同住、一起下礦，體察大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在毛澤東的努力下，一半以上的工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組織的俱樂部。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在農村專門作過十幾個系統調查。1927年一二月間，他考察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地的農民運動，基于調查情況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毛澤東早期調查與研究的重要成果。在這份報告里，他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革命的問題，主張在農民運動中采取新的路線。基于在江西農村的深入調查研究，毛澤東撰寫了《興國調查》。在這份報告中，他強調了實地調查和地方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東西和看了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毛澤東還進一步提出兩個響亮的口號：“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這既闡明了調查研究不僅是必要的，更是重要的；不僅要做，還要做好。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我們黨的作風有了根本好轉。到了延安時期，毛澤東收集了以往有關農村調查的一些報告，編印《農村調查》一書，目的是“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中共中央專門發出《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明確指出“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關于怎樣開展調查研究，周恩來同志也有過系統思考和闡述。他說：“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事物總存在內在的矛盾，要分別主次；總有幾個側面，要進行解剖。各人所處的環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于綜合。事物總是發展的，有進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進行比較，才能看透。”周恩來認為，下去調查，要敢于正視困難，解決困難。“智慧是從群眾中來的，但對群眾的意見領導方面還要加工，然后回到群眾中去考驗，在這基礎上再加工。”脫離基本階級群眾，就會喪失黨的基礎。尾巴主義，隨著群眾跑，就會放棄黨的領導。張聞天同志不僅有深厚的理論造詣，還在實地調查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實績。延安時期，張聞天響應號召，組織了農村調查團。調查團于1942年1月離開延安，在陜甘寧、晉西北一帶的農村進行全面而深入的調查研究。在歷時一年多的調研中，張聞天化名張晉西，深入農村、住在農村，和廣大農民打成一片。在他的調研日記中，可以看到張聞天多次記述自己“牙痛”“傷風”“肚瀉”“看病”乃至“拔牙”等情況，這表明他是帶著病痛深入一線的，但并未消磨扎根農村、深入調研的斗志。基于調研發現與思考，張聞天先后整理撰寫了《陜甘寧邊區神府縣直屬八個自然村的調查》《晉西北興縣二區十四個村的土地問題研究》《米脂縣楊家溝調查》等一批報告。張聞天感慨：“這次出發使我深切地感覺到，我知道中國的事情實在太少了。到處看到的東西，在我都是新鮮的、生疏的、不熟悉的。必須經過一番請教之后，我才能認識它們，同它們交起朋友來。”對于客觀實際的重要性，張聞天作了生動形象的說明：“客觀的實際，并不因為我們的‘熟視無睹’、我們的不理會或是不承認而消極退休。相反的，我們愈是不理會它，愈是不承認它，它愈是積極地同我們搗亂，使我們到處碰釘子，到頭來只弄得我們頭破血流，家破人亡。”正是因為客觀實際如此重要，他進一步指出：“我們對于客觀的實際必須有詳細的調查研究，而決不能粗枝大葉，自以為是，夸夸其談。”張聞天特意區分了“走馬看花式的調查”和“典型的調查研究”。他認為，前者“調查的事物雖然很多，但常常是表面的、空洞沒有內容的、不深刻的”；后者對于一件事物花費的時間比走馬看花式的要超過許多倍，“看得深入，看得透徹”，能夠發現事物內部的運動規律。張聞天還總結出了一些調研方法。例如，要了解調查對象的環境，做到“對調查對象所處環境應有必要的了解，不要把調查的東西從它的具體環境中孤立出來看”；調查訪談的態度要有講究，“態度應不太莊嚴，使群眾害怕；也不要油腔滑調，使群眾看不起”，待人和氣、親熱、自然“是最主要的”。此外，談話時間，力求以不妨礙對方生產、損失對方利益為原則。“農忙時的中午休息時間及夜晚時間，及冬天農閑時間，是最便利于調查工作的。”張聞天還細致記錄了許多細節觀察，如窮苦青年娶不起媳婦的問題，當地的說法是“鬧不起婆姨”。只因當時娶媳婦的花費實在巨大：“連送布、出首飾、出聘禮等在內，沒有幾百元以至上千元的法幣，是不能成功的。”這些家長里短、事無巨細的記錄，包含著他對社會現實的真實關切。經過這番接地氣的深入調研，張聞天不僅撰寫了大量的調研報告和文稿，還在精神層面獲得了升華。他興奮地寫道：“沖破了教條的囚籠，到廣闊的、生動的、充滿了光與熱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這就是我出發歸來后所抱著的愉快心情。”鄧小平同志作出的許多重大決策，都源于調查研究。他強調，要把調查研究作為永遠的、根本的工作方法。1980年六七月間，鄧小平赴陜西、四川、湖北、河南等省進行調查研究。他指出，建設目標，一定要反映人民生活在哪些方面受益，不能只講平均工資每年增長百分之幾，必須把經濟的發展使人民生活得到的改善反映出來。人民生活要有相當增長，人民才能滿意。1983年2月，鄧小平到蘇州、無錫、杭州等地進行調查研究，欣欣向榮的社會景象讓他倍感欣慰。回到北京后，他在談話時高興地指出：一路上看到情況很好，人們喜氣洋洋，新房子修得很多，市場物資豐富，干部信心很足。看來，四個現代化希望很大！1992年初，鄧小平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語重心長地強調，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深入調查研究”是習仲勛同志的真實寫照。1978年七八月間，習仲勛不顧天氣濕熱難當，在廣東“跑了3個地級市、20個縣”。身邊的同志回憶，習仲勛專門踩著沙石去過境耕作口調研過境工作問題。他發現，由于過嚴的邊防政策，導致過境耕作人員較少，造成大量土地丟荒。之后，相關政策得到果斷調整。民生無小事，枝葉總關情。在調研路上，習仲勛看到運輸鈾礦的車包裹著帆布駛過，特意強調這種放射性很強的物質一定不能泄漏，并當即敦促相關負責同志進行協調解決。
